管理一项运动未必是美差。这种挑战，中国足协、篮协应该最有体会：工作出色，管理者不会得到任何赞美;稍有不足，要面对成千上万球迷的詈骂。对部分球迷而言，自己钟爱运动，却厌憎这项运动的管理者，因为完美的管理者从不存在。
维亚利在比较意大利和英格兰足球时总结说，球迷和俱乐部管理者、所有者的关系“就像意大利人和教会的关系：信仰上帝、痛恨教会”。
可是，没有这些运动管理机构后果不可想象，球迷都能从国际足联、国际奥委会、国际篮联、中国足协等等机构挑出各种毛病，然而运动项目的运营和维护，规则的制定与执行，都需要通过这些机构完成。这些机构在各自领域内，覆盖范围广、影响力大，只能用“超国际性组织”来形容。像国际足联目前总共有209个成员国家和地区，而联合国的成员只有193个。事实上，根据2013年的数据，世界上只有8个主权地区不是国际足联成员。
这是个非营利性公益机构，管理的人数以足球运动员论达到2.65亿，这已经是地球上人口总数的4%，如果国际足联FIFA是一个独立国家的话，将是世界上第4大人口国家……而国际足联，从总部到各个大洲足联，直接雇员不足400人。对比一下，人口只有6000万人的英国，公务员超过50万人。
国际足联权力之大，借助于足球这项全球第一运动，向来凌驾于国家或地区法律之上。如果想要成为世界杯主办国，申办者必须让自己的财务法规“适应”国际足联要求，平时收得很happy的许多税款必须取消，连带世界杯参赛的球员也会在主办国享受各种免税的待遇。总部放在瑞士苏黎世，本就有各种免税考虑，瑞士联邦政府还要对国际足联提供超乎其国民的免税待遇。
这个超国际性机构，各种游戏规则自己制定，不接受监管，也没有其他主权机构能够对其实施监督，无法无天的境界，只有国际足联能够达到。例如机构的财务报表，是根据4年财务周期来公布的，每一个周期的最后一年，就是世界杯年。2007-2010 周期，国际足联的总体收入为42.03亿美元，总支出35.57亿美元，利润6.32亿美元。倘若以一国规模看待，这并不是什么天文数字，不过2011年国际足联公布的现金储存为12.8亿美元，这恐怕是很多赤字政府无法做到的。
这些钱不是捐赠所得，不是成员单位缴纳会费所得或者征收各种“足球税”所得，而是绝大部分来自对世界杯的经营。4年一届的世界杯，理论上应该是在夏奥会之后的第二体育盛会，实际上奥运会的传播时长、聚敛受众和商业收入都无法和世界杯相比。2010世界杯决赛全球收视人群7.15亿，而2014年世界杯决赛的收视超过9亿，伦敦2012奥运会开幕式全球收视6.19亿。二战之后的夏奥会，只有1984年洛杉矶和2008年北京，公布的数据是盈利的，而世界杯决赛没有过经营亏损的记录。
但这些经营盈利，又不能称之为“盈利”，因为国际足联理论上还是一个非盈利性非政府性机构，所以在国际足联的财报里，没有profit这个词，而叫做surplus。这些surplus，都要用作未来的投入，而世界杯之外，国际足联组织的其他赛事，不论是联合会杯、各种青年世锦赛、女足世界杯，还是各大洲的世界杯预选赛，国际足联都要承担成本。
南非世界杯，仅媒体版权一项收入就高达24亿美元，市场营销收入约10亿美元。巴西和南非以及此前的德国、韩日世界杯一样，所有商业经营权和媒体版权都归国际足联所有，但东道主获益当然极大，不仅那一个月成为世界关注中心，而且以南非世界杯为例，前期投入约24亿美元，带来的直接收入达到了47亿美元，对南非当年GDP的积极影响为78亿美元，提供就业机会41.5万个，吸引的国际游客50万人次。
因此这个超国际性管理机构的核心支柱就在于世界杯，哪怕在国际足联的章程里，维护足球的价值观、全球范围内推广足球发展、制定和维护足球规则等等，都被高置于圣殿之上。各大洲足联大权在握，还能够通过各种途径从国际足联的世界杯聚宝盆里分得不少油水。各大洲足联的管理者，则如同封疆大吏，并不是太重视国际足联总部的管辖权力——各大洲足联的首脑，都是通过本大洲竞选上位，而非由上至下分封任命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国际足联倒是具备部分现代社会的民主色彩，却又完全不具备现代社会的法治监督系统。
布拉特时代行将结束，无论是谁上位，都必须改变国际足联弱干强支、头轻脚重的权力架构，中央集权必须加强，否则各地贪腐无从控制。前进的基础却又必须建立在保护世界杯、再度提升世界杯影响力的工作上。在职业足球不断侵蚀国际足球利益链条的时代，国际足联的传统经济学，也走到了一个行将被颠覆和重构的时间节点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