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日，一则“孩子溺水于赣江樟树段，谁之过?”的网帖引关注，发帖人称，儿子在河边溺水，妻子赶到后跪地1小时哭喊求助现场打捞队队员，却被告知：“必须让你男人承诺给钱，否则不予施救”。针对家属质疑，当地打捞队队长称：“事发河段水流湍急，我们的船只下水救人有风险，肯定要收费。”
这是一个新版本的“挟尸要价”。2009年湖北荆州发生“挟尸要价”事件，曾引发社会对救援溺水者的道德与制度问题的大讨论。不幸的是，与6年前挟尸要价同出一辙的“挟命要价”再次出现。而这期间，媒体上还报道过很多类似情况。
道德上，打捞队见危不救、挟命要价，要遭受千夫所指。而从经济社会角度来说，打捞队既然是有偿服务的民间组织，救援是其生意，那么其难免以商业交易、自愿协商的契约原则提供服务。相较之下，见义勇为者、以公益为目的的志愿者、政府公共服务组织，才多是无偿。
遗憾的是，“挟命要价”证明了某些地方公共服务领域的不足。群众遭遇或发现溺水险情，一般会向110、119报警。公安接警后，通常只能组织协调各种力量救援，目前警方基本上并没有下水救人的专业训练。消防部门早就担负起各种社会应急抢险职能，但消防毕竟属于综合性救援组织，在救援溺水与打捞的专业性上，不是所有消防队都能与“打捞队”比。解决的思路，一是消防部门加强溺水打捞的训练与专业人员的培养;二是政府部门组建专业队伍，或与民间打捞队建立起契约关系，打捞队救人或捞尸后，由政府主持费用的谈判问题。原则应是，公共财政负责兜底费用，当事人承担必要的成本，打捞队尽一些社会义务。
据说，国外许多城市都有政府设立的溺水事故救援队伍，由专业的救生员和潜水员第一时间到达现场，在欧洲，急救医生甚至是和救援人员同时到达现场的。而对民间志愿者性质的救援队，政府向他们提供资助和救生设备，并对其进行专业培训和定期的应急演练。这种机制值得借鉴。
不管怎么说，现代文明社会不能允许“挟尸挟命要价”情况存在，而消除这类病象也不应成“千古难题”。
